原赫尔维蒂亚巡回法院法官克里斯蒂娜·琴达尔
斯柯达·马丁先生基本上是在讨论哲学，如果不说是宗教的话。斯瑞安·穆巴佩检察官在讨论一把可以让我们更加安全的冲锋枪或者离子盾。克里·修斯院长在讨论外交。而琳达·斯皮策尔女士则很喜欢找不同的游戏。
但是，我们的主题难道不是法律吗？难道不是对一个案件进行基于现有法律的判决吗？
我认为，这里的讨论应该回归法律本身，其他的学科自有专家去讨论。而法律则基于法律文本，我完全不能同意斯瑞安·穆巴佩检察官关于法律精神的看法或者斯柯达·马丁先生关于法律来源的意见。如果法律文本出现了问题，除非是明显的印刷错误，否则纠正它的应该是立法机构而不是我们。
那么，法律文本关于婚姻是怎么说的呢？正如斯柯达·马丁先生的发现，我们的法律是针对人类的。这句话不代表我同意斯柯达·马丁先生的其他观点，但这一观点，关于法律是针对人类的，我从来没有质疑过，完全同意。
而柳杨先生的诉求，是人和动物的婚姻。换句话说，柳杨先生的诉求并没有被涵盖在赫尔维蒂亚法律的管辖范围之内。也就是说，从严格的法律意义，我们没有权利对此做出判断，就像我们无权对某些国家的童婚做出判决一样。虽然，这不妨碍我们从道德上对童婚加以谴责。
在我们的法律实践中，一直在履行这样的思想，即我们不会对不在法律管辖范围内的事物进行判决。在数十年的法律生涯中，我从未听说过曾经有一只狗或者一只猫因为咬人被判处徒刑；而另一种情况，如果一个人将另一个人咬伤，他一定会被法律所制裁。
也许有人会辩解，虽然狗或者猫不会被判处徒刑，但是有两种做法可以被等同看待。其一是狗或者猫的主人会被判处赔偿，其二是狗或者猫在某些情况下会被实施监禁或者安乐死。
很遗憾，这种辩解是不成立的。
首先，对于狗或者猫的主人需要做出的赔偿，在法律上的本质是一种连带责任的体现。但这种情形如果发生在人类之间，连带责任的体现并不能免除责任人本身的责任，就像一个纵容杀人的人被惩处之后，并不能因此免除杀人者的责任，而在此，狗或者猫的责任显然被免除了。
其次，如果狗或者猫被实施监禁或者安乐死，你可以认为它们得到了惩罚，但是，在赫尔维蒂亚，这种决定是由动物管理局做出的，而非法院做出的。不是一个法官基于法律的决定，而是动物管理局基于动物管理规定做出的决定。据我所知，动物管理规定设立和批准的程序，和法官的判决所必须依照的法律设立和批准的程序是不同的。事实上，动物管理规定的通过虽然也需要经过一系列的复杂程序，却比法律通过所需要的程序简单多了。
因此，从我的角度，如果柳杨先生的结婚申请提交到了法院而法院受理了，那么，法院就受理了一个原本不应该受理的案件。这个案件并不在法律的管辖范围内，法庭无从做出判决，因为根本找不到合适的法律依据。
当然，柳杨先生并没有将结婚申请提交到法院，而是提交到了负责结婚登记的行政机构。现在，他的诉求也并非要求结婚，而是要求判定行政机构否决他的结婚申请是违法的。注意，这两者是不同的，虽然对前者我们无法判决，但对后者我们却有发言权。
我们的行政机构，何以认为自己有权利就此种结婚申请做出决定？这种决定是否涵盖在宪法赋予他们的职责范围之内？抑或这种决定是否可以排除他们将自己拥有的正当权利进行了不正当自我延伸的嫌疑？
我认为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的。简而言之，我们的法律规范的是人和人结婚的事情，而人和狗结婚的事情不归我们管。我们无权同意，当然也无权不同意。因此我认为，柳杨先生的结婚申请，从纯粹的法律角度看，行政机构根本无权受理。可是，他们不但受理了，还做出了明确的否决。
所以，在本案中，我的结论是，行政机关否决柳杨先生的结婚申请是错误的，柳杨先生胜诉。
法律意见no.7
独立大律师皮尔斯·皮斯尔斯
在耐心地听着前面诸位谈论他们的观点的时候，我一直在思考，究竟是什么让大家的意见如此不同？
克里斯蒂娜·琴达尔女士提出来一个很好的观点：法律的管辖范围。
是的，我同意克里斯蒂娜的观点，关于狗的婚姻问题，并不在我们的法律规制范围之内。否则，一只拥有多个女朋友并且女朋友们毫无意外地产下了多只毛茸茸的狗崽子的公狗，毫无疑问涉嫌违反我们的关于事实重婚的法律。当然，它们没有领取结婚证明，从这个角度看，适用重婚法律是可疑的。但是，如果这件事情每天都在赫尔维蒂亚的每个地方重复发生，而我们的立法机构却视而不见，不去制订一部有关于此的法律，这难道不是已经说明了问题吗？
可是，克里斯蒂娜·琴达尔女士在提出了一个尖锐问题的同时，却犯了另外一个重要错误。这个错误就是，我们虽然不能管狗，却能管人，而柳杨先生，毫无疑问是人。
这也是我在诸位发言过程中经过思考得到的答案。正是对这个案件本质的混淆，使我们所有的人会有如此不同的意见。
所谓对案件本质的混淆，我是指行政机关做出的否决柳杨先生结婚申请的本质是什么？在诸位的表述中，包括我自己，对行政机关的作为无一例外都使用了“否决了柳杨先生的结婚申请”，但事实是如此吗？
为了说明我的观点，有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的总统，可以向国会提出一项动议，要求对某个国家宣战。而国会可以通过这个动议，也可以否决这个动议。如果不去讨论宣战的具体缘由，我认为，无论是通过或者否决，国会的做法都是正常的。但是，换一个场景，今天由在座的各位，或者，就由我，一位独立的法律执业者，向国会提出一项动议，要求对某个国家宣战，不知道各位认为，国会是会同意还是否决我的请求？
我想，我坚信，国会并不会审议这项动议。甚至，国会议员们并不会知道还有这项动议存在，因为这项动议根本没有进入讨论的范围。
这是什么原因的呢？很简单，我不在一个合适的位置上，去提出这项动议。
正如克里斯蒂娜·琴达尔女士所言，行政机构必须在他们的管辖范围内进行行政行为，而不是对他们拥有的正当权利进行不正当的自我延伸。但是，这样一个逻辑应用在我们的行政机关头上却是不适当的。因为在此之前，同样的行为已经发生在柳杨先生头上。或者说，造成行政机关权利自我延伸的缘由就是柳杨先生对自己所拥有权利的不正当的自我延伸。
就像我没有权利向国会提出动议，要求向某个国家宣战一样，柳杨先生也没有权利向行政机关提出申请，去和一只狗结婚。
虽然我对柳杨先生抱以最大程度的同情，却无助于使他的这种行为成为一种正当行为。原因很简单，行政机关只负责处理人和人的婚姻申请，而不负责处理人和动物的婚姻申请。
当然，虽说我没有权利，我却可以坚持这么做：在明知道无人理会的情况下，自以为是地向国会提出一项动议。柳杨先生也同样可以，他也的确这么做了。那么，下面的问题就是，行政机关的否决是否如克里斯蒂娜·琴达尔女士所言，是错误的呢？
不！
当我说“不”的时候，大家一定以为我是说行政机关不是错误的，并好奇是什么理由，因为我前面的话语听起来百分之百是在说他们是错误的。
但事实是，这里所说的“不”，并非针对我的问题，而是针对我的表述。我的意思是，在我看来，行政机关并没有“否决”，而只是“驳回”。换句话说，他们并没有处理这个由无权提出动议的人提出的动议。
在我之前诸位的论述中，以及我自己论述的前半部分，都是用了“否决”这个词。难道除了我之外，没有人意识到“否决”和“驳回”是不同的吗？
事实上，据我所知，行政机构的工作人员，当时一挥手就把柳杨先生的申请从他们的柜台给扔了出去。稍后，慑于柳杨先生随身携带——我不知道如何准确地表达，请原谅我使用这样的措辞——随身携带的记者队伍，行政机构的工作人员才不得不盖上了“拒绝”的印章。这个过程，我视之为恐吓之下的行为，而非自然发生的行为。真正自然发生的行为，是行政机构的工作人员把柳杨先生的申请从他们的柜台给扔了出去，这是“驳回”而非“否决”。对于无权提出动议的人提出的动议，这显然是唯一正确的应对方式。
所以，在本案中，我的结论是，行政机关的决定是正确的，柳杨先生败诉。
同时，我建议，行政机关对柳杨先生提起反诉，柳杨先生在本事件的整个过程中明显涉嫌“在敏感时刻对敏感事件滥用公众影响力”。
法律意见no.8
赫尔维蒂亚娱乐业联合工会首席法律顾问圣熙·金
已经过去了好几个小时，我的心中充满了哀伤。
哈！来自于娱乐业的人，在一个法律听证会上，忽然吟唱起了诗歌！可能这是我给诸位留下的印象。
或者，很多人已经在心中暗念，这个穿着奇怪服装的中年东方女人，眼睛里闪烁着其意不明的目光，正在准备用煽情的词语来说服我们：柳杨先生多么值得同情，而琳达，更是那么让人心碎！
好吧，这个开场白我承认有点娱乐业。但是，你们的理解都错了，我的哀伤和柳杨先生无关，更和琳达无关，和诸位也可以说无关，有关的是我们这个行业，这个叫作“法律”的行业。
坦白讲，“法律”这个行业是我见过的最落伍的行业。这种状况我之前就知道，并且早已经习惯了。但在今天，在这里，我还是被大家再一次的精彩的落伍表演给惊住了。
我不知道大家是否听说过“意识场”这个词。这个词已经在全世界引起了地震，而且还有虚拟意识场，这是更加新鲜出炉的词语。如果大家对意识场还不了解，那就更加不要说虚拟意识场了。当然，事实上，我不相信在座诸位有任何人没有听说过意识场，因为那是不可能的，除非您是一个外星人。但是，诸位没有任何人在发言中提到意识场，这就让我很惊讶了，这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个行业有多么落伍。
也许我过于自以为是，但我还是要花三十秒的时间来介绍一下意识场。
意识场是动物意识的物理构成，它依托于动物的躯体产生和生存。实验证明，它也可以脱离动物的躯体。在一定的条件下，脱离动物躯体的意识场是能够存活下去的；反过来，在一定的条件下，意识场已经脱离的空体，也就是剩下的那些肉，也是能够存活下去的。而最新发现的虚拟意识场，证明只要有一定的电磁条件，意识场完全可以在没有动物肉体的情况下产生和生存。
我相信各位应该已经理解了。
那么，意识场和我们的案件究竟有什么关系呢？我为什么要在这样一个场合进行这样的科学普及呢？
好吧，我直接揭晓答案，免得有些人脑瓜发疼。
我的观点首先体现为一个问题：我们的法律中，所谓人，究竟是指意识场还是指空体？
当然，我不用去做任何查询就可以告诉大家确切的答案，那就是，法律中没有规定。
这就很有意思了。这就是说，我们的婚姻，是在谈一组两个个体和另外一组两个个体之间的某种契约关系。而每一组自身的两个个体之间，我们还没搞清楚到底是什么关系。
好吧，撇开这个不谈，我们假定每一组应该有一个核心来代表这个法律实体，这就像一家公司，无论是只有两个员工还是有三十万员工，法人却只有一个。现在，在每一组两个个体之间，我们需要选举一个法人。
我投意识场一票，因为意识场决定了思想和行为。我不想在此深入阐述自己关于如何对人进行定义的思想，只想告诉大家我的选择：意识场是意识场和空体组成的这样一个组合中的法人。如果有人有不同意见，可以找机会进行讨论，但现在，请允许我按照自己的选择继续发言。
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柳杨先生和琳达女士的婚姻，实际上是柳杨先生的意识场和琳达女士的意识场之间的婚姻。
刚才琳达·斯皮策尔女士提到，在行政机关否决柳杨先生的结婚申请时，没有进行基因检测。而斯瑞安·穆巴佩检察官提到，在其后的诉讼期间，相关的基因检测进行过三次。
但是很可笑，这有什么意义呢？从基因角度，我们有科学家的证词，说是人的基因和狗的基因有多大差别。可不能用百分比来衡量，那是个陷阱，因为人和人的最大基因差异并不比人和狗的最小基因差异更大。我并没有质疑科学家的意思，事实上，我是很佩服他们的，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居然仍旧能够找到一套自圆其说的说法来证明，人和狗是不同的。
问题在于，有没有哪位科学家能够自圆其说地证明，人和狗的意识场到底有多大差别？
基因只是决定了空体，而没有决定意识场。
如果没有科学家能够说出来，人和狗的意识场有什么差别，那么，我们的行政机关，又如何能够断定琳达是一只狗？难道，我装上一个高分子假肢，就是高分子化合物而不是人了？从而，也就不能和人结婚了？
所以，在本案中，我的结论是，我们的行政机关所做出的决定是错误的，柳杨先生胜诉。
事实上，我还想多说一句，我们的行政机关所做出的决定不仅是错误的，还是反人类的。
法律意见no.9
赫尔维蒂亚国土安全局首席法律顾问纳瓦罗·博尔顿
我被邀请参加本案听证会的时候，首先就注意到一个事实，那就是，柳杨先生是在去年才加入本国，获得本国国籍的。
其次，在这次听证会中，我注意到另外一个事实。那就是，柳杨先生买下了德克拉共和国的一个海岛，虽然只有平方米，并且不附带任何周边海域的主权、矿业资源或者渔业资源，不过无论如何仍旧是一个海岛。一个国家出售一个海岛用于别人独立建国，这是不可想象的。对于赫尔维蒂亚不可想象，对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不可想象。但是，柳杨先生说服了格兰特总统，做到了这一点。
显然格兰特总统和一般政治家的思维不同。虽说如此，这里面也体现出一个潜在的问题，就是柳杨先生和德克拉共和国以及和德克拉共和国领导人之间一定拥有密切的私人关系，至少，退一步说，拥有密切的联系。
我想提请大家注意，德克拉共和国是一个非常民主的国家，喜欢用公投决定几乎一切事情。赫尔维蒂亚的公投很多，但不如德克拉多。那么，我就产生一个疑问，柳杨先生为什么不在德克拉这样一个他能够买下其国土的国家申请结婚，而要跑到赫尔维蒂亚来申请结婚？
在听证会的过程之中，我曾经提出过这个问题。柳杨先生回答说，他买下德克拉的海岛，无论是从资金方面还是人脉方面都得益于赫尔维蒂亚的志愿者，并且提供了所有志愿者的名单。
但是，这不能打消我的疑虑，我认为，这件事情是可疑的。
结合上面两件我注意到的事实，并且结合在这个听证会上，之前几个小时听到的我国最资深的法律专家中的八位的发言，我感到恐惧。我认为，这个案件并非一个普通的民事案件，而是一个国家安全事件。
我认为，柳杨先生出于某种目的，在掌握了某种科学成果的前提下，来到了赫尔维蒂亚，并提起了结婚申请，进而对否决其结婚申请的行政机构提起了诉讼，这是一个事先策划的有预谋的事件。
我无法形容这个事件，请允许我也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是计算机系统。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任何一个计算机系统，无论多么高级，无论工程师们多么尽职尽责，都会存在漏洞。请相信我，在读博士之前，我一直都是计算机学科的高才生。任何一个计算机系统都有漏洞，这是百分之百可以确定的。漏洞，不存在有没有的问题，只存在藏得深与浅的问题。而所有的黑客都会利用计算机系统的漏洞去侵入一个系统，让系统崩溃、盗取关键信息或者达到其他目的。
最不可思议的是，科学家已经证明，人类的大脑也是一样的。
上帝设计了美妙的人类，却不是完美的。在二十五年前，脑神经学家克里克·菲戈博士就发现了第一道“死题”。是的，顾名思义，死题就是一道数学题。更准确地说，是一道逻辑数学领域的题目。看起来非常普通，但这道题目却隐藏了非常深刻的上帝的秘密。事实上，不要说解题，绝大多数人类根本不能理解这道题目。不过，不能理解是一件好事情，因为少数人理解了这道题目，并试图找到答案的时候，无一例外，他们全都疯了，全都得了精神分裂症。
在第一道死题被发现之后，随后的二十五年里，科学家们陆续发现了十七道类似的死题。所有的死题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当人类理解并试图去解答的时候，仿佛拨动了一个大脑深处的神秘开关，这个人就得了精神分裂症。就像计算机死机一样，这个人的大脑基本上进入了一种即使不说是死机，但至少也是无法正常工作的状态。而且迄今为止，所有死题受害者没有发现康复的案例。
有人推测，由人类组成的社会结构也一样。世界上一定存在使社会结构失去正常运转能力的“社会死题”。
克里克·菲戈博士在晚年，一直致力于社会死题的研究。他提出，不同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偏好决定了对应的社会死题是不同的。这种研究无疑是可怕而反社会的。克里克·菲戈博士还没有来得及找到任何一道这样的社会死题，就死于一次意外的交通事故。
很多人相信那次车祸是有人蓄意安排的，作为对克里克·菲戈博士进行这一类研究的报复。在克里克·菲戈博士死后，据我所知，仍有不少偏执的科学家在从事这一类的研究。我们可以认为，这一类人都是社会黑客，正在试图对社会运行采取黑客行为。
在此，我需要提醒大家，战争并不是黑客行为，那是砸掉计算机，而黑客都是文绉绉的。
现在我有充分的理由怀疑，柳杨先生就是这样一个社会黑客。本案很可能是柳杨先生进行的一次对“社会死题”的测试行为。在现阶段，本案已经造成了我国社会的分裂和我国法律界的分裂，而我看不到这个分裂自动弥合的机会，这正是大脑死题在大脑中造成的典型反应之一。
当然，本案是否一个社会死题，我们还不能得出结论。但大家应该注意，如果不幸，这真是一道社会死题，那它将有可能酿成一个严重的灾难，就像使计算机停机那样，使赫尔维蒂亚社会停机。
鉴于此，我不会给出我对于行政机关否决柳杨先生结婚申请是否违法的法律意见。在没有搞清楚柳杨先生的目的之前，我都不会给出这个意见。因为任何意见都可能是柳杨先生黑客计划的一部分。我不能成为黑客计划的一部分，因此请允许我放弃表达法律意见的机会。
最后，我可以告诉大家，在返回工作岗位后，我会立即提请国土安全局立案，对柳杨先生涉及黑客行为的嫌疑展开调查。
非常抱歉我带来的小插曲，并且使得听证会缺少了一个法律意见。但我相信，我的直觉和判断，将有助于我们国家的安全。
任为已经看得昏昏欲睡了，他试图思考谁更有道理，但一点头绪也没有。他得出了自己的结论，我没有这个能力，还是睡觉吧。他睡着前的最后一线思维是，最后一个法律意见是不是意味着柳杨有什么危险？不会吧，但愿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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